梅挚算是一个善饮之人，虽然喝得不多，但能应时应景，几杯过后，他说出了心声：“我爱昭州酒，千家不禁烧。醥醪一爵举，瘴雾四时消。红叶和云踏，青帘傍水招。化浓民自醉，鼓腹日歌尧。”

梅挚从苏州知府改任昭州知府，两地相差太大，不仅仅是地理距离，当年，相对地理距离来说，或许只是穿过几条河而已。从苏杭大运河到长江，再从长江到湘江，从湘江到漓江，再从漓江到桂江，然后就到昭州了。河流的落差不会太大，落差太大就无法行船。对梅挚而言，落差真正大的是自然环境。他要从人间天堂苏杭，到瘴疠之乡岭南。

梅挚来昭州前，李商隐早已来过这里了。就是那个写“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李商隐。李商隐到昭州是公元847年，梅挚到昭州是公元1034年，相距187年。梅挚是做知府，相当于现在的市长，而李商隐只是代理郡守，相当于代理市长。其实，187年的时间跨度不算太长，市长与代理市长也没多大差别，关键是两人在昭州留下的文字大不相同。

李商隐笔下的昭州，是今人无法想象的：“桂水春犹早，昭川日正西。虎当官道斗，猿上驿楼啼。绳烂金沙井，松干乳洞梯。乡音殊可骇，仍有醉如泥。”我们从诗中看到，老虎在大路上打架，猿猴在驿站楼上尖叫。如果在今天，说明这里的生态环境非常好，人与自然相当和谐。可在当年，展现在李商隐面前的却是不一般的偏僻、荒凉，让人害怕。不仅如此，除此之外，李商隐还写到昭州的奇异，更是令人悚然：“户尽悬秦网，家多事越巫。未曾容獭祭，只是纵猪多。点对连鳌饵，搜求缚虎符。贾生兼事鬼，不信有洪炉。”李商隐描述的昭州，民众愚昧，巫蛊流行，奇风异俗，言语不通，是一个令人望而却步的地方。

梅挚来到了昭州，不仅没被这虎斗猿啼、巫蛊事鬼所吓倒，反而爱上此地，写下了众人传颂的《昭潭十爱》，留下了流传千年《五瘴说》。

梅挚是谁？昭州在哪？

先说昭州。

昭州就是现在的广西桂林平乐县一带，漓江、荔江、茶江三江在此汇合，成了桂江，桂江两岸峰峦接踵，秀竹如烟。平乐盛产沙田柚、柿饼、柑橙、板栗，坐在船上还能打油茶，油茶里还能烫上刚抓到的桂江鱼，甚至，随时会听到动人的山歌，“山泉不用锄头开，白云不用剪刀裁。山歌不用笔来写，舌头一拐就出来。”这里，是百姓安居乐业的好地方。但在唐宋，这里算是岭南瘴气最肆虐的地方。古文献是这样记载的：“天气炎热，地气卑湿，结为瘴疠，危害不小”“下至平乐、梧州及左右江，瘴气弥盛……其瘴春日青草，夏日黄梅，秋日新禾，冬日黄茅。又有曰桂花、菊花者，四时不绝，而春冬尤甚，”在唐朝，到处传闻：“青草黄茅瘴，不死成和尚。”而岭南毒瘴，又以昭州为甚。

瘴气，是南方山林中湿热蒸郁而产生的致人疾病的一种毒气。在古代，偏僻的广西，那是地域广阔，人烟稀少，生产落后之地。这里土瘠民贫，气候湿热，林木荒草繁茂，山高深谷，烟雾四时不绝，因而瘴气不断，病毒细菌滋生繁衍肆虐，随时危害着人们的性命。而且，当地还有“淫祠而尚鬼，病不服药”的愚昧风俗，更是导致很多人病死。因而广西古时曾被称为“瘴疠之乡”，使人望之却步。唐宋时期，岭南一带被朝廷作为谪贬官员的流放之地，中原人士来到这里，常会碰上“蒸郁为疠”的烟雾而致病，甚至病死。因此，在他们作品中，我们看到的多是“蛮、瘴、蛊、巫、鬼、鸟语”的广西影像。

就是这个自古以来被“士大夫指以为大法场，言杀人之多也”的昭州，梅挚来了。

梅挚何人？梅挚，字公仪，四川新繁人，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当过大理评事、殿中侍御史、天章阁待制、龙图阁学士、陕西转运使，后迁至右谏议大夫。并先后出任蓝田上元知县、苏州通判、开封府判官、陕西都转运使，昭州、滑州、杭州知州，江宁府、河中府知府等地方官。在《宋史》中，专门有《梅挚传》，文中评论他“性淳静，不为矫厉之行，政绩如其为人。平居未尝问生业，喜为诗，多警句”。宋仁宗曾褒奖他“言事有体”，苏东坡称颂他“执事骨鲠”，欧阳修赞扬他“清慎好学”。

梅挚当地方官时，十分体恤百姓。在滑州时，每年的修河护堰，工程浩大，原来都是百姓承担，而梅挚在任时却抽调金州兵丁协助护堰修河，减轻了百姓的负担。一次河水猛涨，为了保障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梅挚多日昼夜带领部下亲临现场督修堤岸，站在抗洪抢险的第一线。仁宗得知后，还特下诏嘉奖他的功劳。

梅挚到了昭州，并未被瘴气所吓倒，他反而爱上了昭州。昭州的峰林、曲流、绿洲、寺观、水果、美酒、人文，在他眼中，都是那么不寻常，他吟诵出“二年游宦乐，满腹岭南春”。梅挚深爱此地，写下了《昭潭十爱》五律十首，其中，开首便是：“我爱昭州水，湘漓共一源。本无汙泥滓，去有棹歌喧。沃野藤溪道，浮琛玉海门。有时新雨涨，多半是君恩。”

本文开篇提到的《我爱昭州酒》也在其中，除此之外还写有《我爱昭州士》《我爱昭州观》《我爱昭州寺》等。在他心中，这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川、一观一寺、一人一物，他都出自内心喜欢。

情随景至，性由人生。同样的地方，不同人有不同的感受。我们再来看看另一名人，他也曾到过昭州。那就是《旧唐书》中记载“弱冠知名，尤善五言，当时无能出其右者”的唐代著名诗人宋之问。此人在山水描写上颇具行色，对盛唐诗人王维的山水诗创作产生过重要影响，留下过“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等佳句。他来到昭州的感受和梅挚又大不一样。

唐睿宗景云元年（710年），宋之问被流放到钦州，从桂州（现桂林）沿漓江下桂江前往贬所。他来到当时岭南谪官的中转地昭州，看到桂江两岸险峻的江峡、湍急的滩流，沿岸阴森的林峦传来凄厉的猿啼，听闻昭州瘴气的恐怖，吓得日夜惊颤哭泣。他诚惶诚恐，走走停停，乘船到了大扒巴江下面的龙目滩，再也不敢往下游去，匆匆写下《下桂江龙目滩》就赶紧调转船头折回桂州，不愿前往贬所。他这样写：“停午出滩险，轻舟容易前。峰攒入云树，崖喷落江泉。巨石潜山怪，深篁隐洞仙。鸟游溪寂寂，猿啸岭娟娟。挥袂日凡几，我行途已千。暝投苍梧郡，愁枕白云眠。”

宋之问不断向朝廷打报告请示，要求改任流放地，总算求得皇帝的怜悯，把流放地改为了桂州。李隆基即位后，他本以为可以回朝，谁知，仍被赐死在桂州任所。

而梅挚有梅挚的情怀，他来到昭州之后，励精图治，用心办好地方政事，很快就把原来落后、混乱的岭南僻地建设为社会稳定、官民和谐、居民相对幸福的乐居之地。为了及时给昭州正名，梅挚在昭州城北修建了“政平楼”，在城内修建了“十爱亭”，把自己在昭州任职的感受以及昭州风土民俗写成了十首诗，刻在了亭上。他要让“蛮、瘴、蛊、巫、鬼、鸟语”这些词不再是昭州的代名词，他要做昭州的形象代言人，他要挑战李商隐，在诗中宣布：“政平无虎斗，不信义山诗！”

而更为难得的是，梅挚在任职昭州知府时写下流传千年的《五瘴说》。《五瘴说》文章不长，仅有一百二十字：“仕有五瘴：急征暴敛，剥下奉上，此租赋之瘴也；深文以逞，良恶不白，此刑狱之瘴也；昏晨醉宴，弛废王事，此饮食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实私储，此货财之瘴也；盛拣姬妾，以娱声色，此帏薄之瘴也。有一于此，民怨神怒，安者必病，病着必殒，虽在毂下亦不可免，何但远方而已！仕者或不自知，乃归咎于土瘴，不亦谬。”

梅挚用短短的一百二十字，向人们昭示，自然界的瘴气固然可怕，但官场上的瘴气更加可怕。他认为横征暴敛、冤假错案、大吃大喝、与民争利、作风败坏这五种腐败行为和风气，是人为的“瘴气”。这五种“瘴气”，做官的人凡是染上其中之一，便会遭到百姓的反对，就会接受历史的惩罚，要想侥幸逃脱是不可能的。

《五瘴说》问世六十年后，因直言上疏，受蔡京诋毁而贬官昭州的邹浩读到《五瘴说》，感而赋诗曰：“五瘴作时虽不染，一篇留诫指其然”。《五瘴说》问世一百五十多年后，广西漕运官朱希颜认为《五瘴说》切中时弊，将其摘录刻石于桂林龙隐岩，以警示仕人。朱希颜在跋语中说道：自古传说岭南有置人死地的瘴气，仕人畏惧南来甚过于被流放。生与死是人生的必然现象，为忠义而死，死得其所，如果因私欲所纵，残生伤性而死于非命，“则命不系乎天，系乎人也”。

到了清光绪元年（1875年），梅挚家乡新繁人严渭春来到广西做巡抚，在桂林龙隐崖见到刻在崖壁上的《五瘴说》，回到家乡后时常提起这件事。不久，新繁人吕子丹在贵州罗斛做官，派专人到广西拓制《五瘴说》。光绪三年，吕子丹回新繁，把《五瘴说》拓片送给龙藏寺的方丈雪堂和尚。光绪六年，雪堂和尚将《五瘴说》翻刻于龙藏寺碑林。光绪十年，新繁知县段莹又将《五瘴说》翻刻于新繁东湖。《五瘴说》问世八百多年后，新繁人梅挚和他的《五瘴说》回到了家乡。

古往今来，人们一直把《五瘴说》作为“官家药石”。1963年3月，我国当代文化名人郭沫若游桂林时，登上榕树楼，读了梅挚《五瘴说》后，当即写下七律诗一首，其中有两句说：“榕树楼头四壁深，梅公瘴说警人心”。

梅挚昭州情，一文传千年。

（作者系广西作协副主席，广西文联办公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