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年帝制当然是黑暗的，但这黑暗中也不乏文明之光，比方经济与文化双重高峰的两宋。同样，在出版物充斥的书市，吴钩新作《宋潮：变革中的大宋文明》也闪着亮光。一本书是否值得阅读，我个人化的旁证就是看书中有无读者重点强调的划线。如果二手书的页面完全清白，那基本上可以扔掉；若有许多划线，则说明有所启发。自然，划线越多越好。

《宋潮：变革中的大宋文明》里有我无数的划线。数目之多，让我简直不敢再翻：一般而言，划线之处都要分门别类抄录在相应的文档中，需要记录的这样多，自然会有畏难情绪：懒惰是人类的天性，我虽因才气不够而不得不勤勉，可终究未能彻底免俗。

然而我并不为这懒惰羞愧。因它可能是推动人类进步的最大动力——几乎所有的科学发明技术进步都是想要躲懒。你可能会辩解说那出于效率考虑，但提高效率岂不正是躲懒的一体两面？再退一步说，《宋潮：变革中的大宋文明》也是一本照顾写作者的懒惰的书。它的史料翔实可靠，数据准确精当，再懒惰的写作者，只要你有想法，都能从中受益，无论是按图索骥，还是拿来主义。可能跟工科背景有关，我对数据特别看重。哪怕是在历史写作的过程中。读过本书后你会知道，熙宁以后除了元祐的几年，北宋每年的财政收入都在一亿贯左右，其中只有三成是田赋或曰农业税；到了淳熙年间，尽管只有半壁江山，南宋的财政收入依旧超过一亿，大体跟北宋持平，其中田赋仅占两成。

什么意思？两千年历史都是农业社会，两宋则是唯一的商业社会。商业社会收入高，百姓生活更加滋润。

这些刚刚得到充分发掘和有效处理的数据是如此鲜活灵动，自然可以拿来主义、直接转引。还有许多章节，从其观点略加阐发，即为一篇论文，这就是按图索骥。无论如何，你不必再拍拍表面的浮尘，大海捞针一般翻检那些竖排繁体的旧书：电子书固然方便，但它受分辨率控制的错讹，有时会把你诱入陷阱。

若论小说的社会影响，《三国演义》恐怕无出其右。千百年来，它限定着无数国人的历史观。这是全方位的限定，既限高又限宽，还会限定纵深。时至今日，哪怕到了信息时代需要全球化视野，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与利益权谋依旧是无数人三观的基点，是他们指点江山纵论世界的利器。他们津津乐道于曹孟德的奸雄和诸葛亮的机智，永远不会注意到在他们各自成就霸业期间，中国人口下降了将近九成。以蜀国为例，它灭亡时百姓养兵的比例高出吴国两成，养吏即公务员的负担更是吴国的三倍；享国四十二年，户口仅从九十万增加到九十四万，而差不多同等医疗条件下的乾隆时期，人口年均增长率则是1.485%。

面对这些数据，再想想六出祁山的忠烈、九伐中原的坚定，有些人心中会有波澜，有些人依旧无动于衷，也有人完全不想知道。因为他们的历史观就是一门成功学，他们永远会选择成功者的视角，天真地将自己视为最先触线的幸运儿：无论吟诵多少次“一将功成万骨枯”，都会想当然地将自己设定为其中的“将”，全然不知真正身临其境的话自己必将是板上钉钉的成功代价，绝无可能是成功本身。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是生存者偏差的游戏，也根本没有走出这个误区的逻辑能力。当然，其中还包含着文学作品的感染力与趋利避害的动物本能的投射于心理的复合效应。

这也是此书的亮光所在。它是有逻辑的。它没有延续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宏大叙事的强烈惯性，冷静地从平民的角度观照宋史。它娓娓动听甚至不厌其烦地用史料告诉你，两宋民间娱乐活动盛行，勾栏瓦舍其实是市政工程，而行政权力并不干预娱乐活动的内容，类似相声那样的滑稽戏以拿官员开涮为时尚；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强，无论是消防队，还是廉租房；社会福利好，从生到死全面覆盖：贫家妇女生孩子有补贴，被遗弃的孩童有慈幼局等机构收养，养济院收留孤寡老人，漏泽园埋葬贫民尸骨，施药局则功能如名，国家福利制度，两宋甩当时其他国家几条大街……

作者自陈他一直主张“讲好中国故事”。千万别将这视为漫不经心的宣传口号，或者言不由衷紧跟形势。在我看来，他是真正在努力践行且成果丰硕。吴钩深知其理，本书也深知其理。所以读者会明白，宋代并非大家印象中的文人士大夫社会，或者说不仅仅是文人士大夫社会，更是平民社会。尤其令人想象不到的是，宋代立法之前会向社会征求意见，不仅官员，平民百姓也可以提出意见建议，一旦被采纳，还能获得不菲的赏赐。真实例子有吗？当然有。熙宁变法期间的“市易法”，灵感就来自于布衣魏继宗。做到这些有多难，你只要对比一下清代就能深切明白：雍正时期，一个伶人演出卖力，受到赏赐。因戏文中提到常州刺史，他便乘兴随口问道：“今常州守为谁者？”雍正闻听居然勃然大怒，下令拖出去“立毙杖下”。为什么？因为优伶都是贱人，没资格打听。官员姓名都不能问，哪里还能奢望提出立法建议，或者延续优谏的古老传统、拿官员开涮？

这些是我个人的感慨，无关此书宏旨，更无害于两宋社会的高度平民性。宋代官员子弟参加科考，的确会受到另眼看待，但却是对立意义上的另眼看待：他们要多考一场，看看是不是真才实学，有没有暗箱操作。据何炳棣先生考证，宋代平民进士的录取比例最高，为53%，其中三品以上能荫子孙者家里出的进士比例不过6%，社会升降很大程度上由科考完成。

严肃的历史写作，在我看来主要有两个分野。马伯庸貌似满口跑火车，实则立论有据；张宏杰则钩沉史籍，无一句无来历。而今再看，吴钩似乎在走第三条路。他做的其实也是微观史，但因为涉及整个朝代，而两宋享祚三百十九年，受力面太大——众所周知，同等压力下受力面跟压强成反比，决定成色的是压强而非压力——所以还是略微显得散。当然，这很可能是鞭打快牛的苛责或自作多情的期许，作者的志趣正在于此，也未可知。